奸臣，或者汉奸，在历史上一直是被人痛恨的字眼儿，几乎在有君臣之分的时候，奸臣就出现了，要说哪个朝代没有奸臣，那么这个朝代一定没有真实存在过。

而从奸臣“进化”成汉奸，就是一种本质上的转变，可以说，汉奸已经是奸臣中的极品，因为普通意义上的奸臣，也就是为了保全禄位，干点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残害忠良的事情，而汉奸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，连老祖宗都出卖了，这就已经可以说是人伦丧尽了，似乎已经不能再归属于人类了。

但是我们粗略翻一翻历史，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，那就是任何一个王朝肇建之初，几乎是没有奸臣的，即使那些“罪臣”“叛臣”也不过是无心甚至好心办错了事，或者直接想“取而代之”，只不过是成王败寇而已，还不那么可恨。

我们细数一下，整个大秦帝国，有名的奸臣也就赵高一个，汉朝也就有个太监中行说当了汉奸，还有没名字的尉史和有名字的赵信、李陵投降了匈奴，后来王朝末日，才有了十常侍之乱，但是要说王莽、曹操、刘备、孙权是奸臣，那也说不通，因为按这个标准，其后的开国之君都成了前朝的奸臣。

唐代虽然宦官权利大到可以换皇帝，但知名的奸臣也实在不多，扳起指头来也就杨国忠李林甫几个，连安禄山史思明都不能列入奸臣行列，因为这二位是操起刀子明砍了。

可是有三个朝代，或者强盛或者懦弱，但都盛产奸臣，尤其盛产汉奸，我们今天就来看一看这三个朝代的奸臣和汉奸是怎么炼成的。

君臣相疑的宋代奸臣多如牛毛不灭亡都没天理

其实大宋开国之初，吏治还是不错的，高官厚禄（宋代是俸禄最丰厚的年代，没有之一）让很多开国功臣生活富足，正常收入就已经花不完了（当年又不能出国旅游移民盖别墅，三妻四妾尚且照顾不过来，也不必包小三儿），就没必要去贪赃枉法，所以能够干点正经事留名青史，是主流的理想。

但是宋朝有个最大的问题，就是“君臣相疑”，因为赵匡胤的天下是欺负孤儿寡母黄袍加身而来的，所以他和他的继任者最怕的就是手下（尤其是武将）功高盖主，所以空有最庞大的军队、最发达的军事科技、最大份额的GDP（最高的说法是占全世界的60%-80%，这肯定有水分，因为后来大部分都贡献给给辽金了），但是却坐看辽金甚至西夏不断壮大，从来不肯主动发动进攻，反而把精锐集中在京城组成禁军，把老弱病残弄到边疆当厢军，美其名曰“强干弱枝”，这是要防备谁，傻子都看得出来。似乎在宋朝皇帝眼里，文臣武将的威胁远比异族入侵大得多。

君臣相疑的直接后果，就是明哲保身、各谋私利发展到勾心斗角互相倾轧。

在还有一些血性的开国君臣，这个“君臣相疑”的弊端还不那么明显，但是到了后期，皇帝耽于享乐，大臣欲壑难填，钱就有点不够花了，老百姓家里尚且“穷吵饿斗”，朝廷大臣为了争抢权利（代表财富）掐得你死我活，这就是政治了。

于是到了宋徽宗的时候，皇帝一心建园林搞书画，国家的钱不够花了，大臣们看着皇帝享受，自己也想沾沾光，于是对百姓敲骨吸髓，而互相之间也成了争抢骨头的恶狗，一下子就弄出了个北宋六贼，这是奸臣泛滥的前兆。

北宋六贼搞垮了北宋，只知道享受的道君皇帝也到北国去坐进观天去了，六贼攒下的金银、收集的老婆、剩下的女儿统统被金兵打包带走了，但是奸臣文化却发展了起来，秦桧更是把奸臣做到了汉奸（或者说间谍）。

从秦桧开始，奸臣们就已经不是单打独斗，而是组团出现了，秦桧、贾似道、史弥远，数也数不清。

国事糜烂、民生日蹙、危机四伏，但是君臣相疑的传统一直保持了下来，大臣内斗从未停止，往往是外面敌兵压境，朝堂上还是争吵不休，红着眼睛的君臣谁看谁都不顺眼，比较起来，异族入侵倒是不那么重要了。

就是合谋害死岳飞的宋高宗赵构和秦桧，互相之间也都像刺猬一样防范着，秦桧死掉，赵构长出一口气：从今天起，我靴子里再也不用藏着一把刀了！

明代皇帝太自私以致无官不贪奸臣辈出

孔子说：不患寡（自己财富不足）而患不均（分配不公平），不患贫而患不安。盖均无贫，和无寡，安无倾。

但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不知道这个道理，虽然他对老百姓极好，对官员管理严格到近乎苛刻，但是明代的贪官多如牛毛。

现在有人说，明代是最有骨气的，不纳贡、不和亲、不割地、不称臣、天子守国门，这是前期和中期，而到了大明将亡，那些骨气早就没有了，李自成进北京、八旗入关，基本没遇到什么像样的抵抗，那些以正人君子自命的文武大臣，争先恐后地投降了，别说气节，连脸皮都不要了。

几乎从大明立国第一天，朱元璋就开始反腐，反得一品大员要是不种地不砍柴就得饿饭，至于基层管理，更是穷得像叫花子，就是在以铁腕著称的朱元璋时代，贪官奸臣就层出不穷，丞相李善长、胡惟庸就在他眼皮底下拉帮结伙贪污腐化，但朱元璋几乎毫无办法，每次几万人的杀戮，反而使贪官奸臣越杀越多。

朱元璋是个“劳动模范”，手腕子也够硬，出一个奸臣贪官就杀一个，甚至连忠臣清官一锅烩也在所不惜，但是朱元璋先生好像忘了一点：他自己就是明代最大的贪官。

朱元璋原先穷怕了，也被官员欺负怕了，所以他对官员极其苛刻，但是对自己的家族却极其优待。

朱元璋规定的一品大员每年能领到九百石米，也就是一万斤出头，这一万斤米，想让一个宰相一家数十上百口吃饱饭（长随家丁秘书之类的开销都在这一万斤米里），就是金老三也做不到，就更不用说一年只有千把斤米的基层官员了，那真是熬粥也不够喝呀。

但是朱元璋家里的人，亲王（皇帝的儿子、有功的侄子、嫡亲孙子）待遇是一年是一万石，郡王两千石，而且是从生下来就有，长大了给盖房子娶媳妇都是国家花钱，逢年过节的赏赐更是一品大员几十年也挣不到。

如此厚此薄彼，还要提防朱老爷子哪天不高兴，就找个茬把自己给咔嚓了，饱读诗书渴望一入龙门身价百倍的文武大臣们在不平衡之下，当然要向朱家子孙看齐，而要想过上朱家人的日子，就是当奸臣：做一些无底线的事情哄得老朱高兴，然后掉过头来欺压百姓榨取钱财。

所以明代是个奸臣辈出的年代，从朱元璋开始，就一直有奸臣把持朝柄，胡惟庸严嵩魏忠贤我们暂且不说，即使是我们熟知的徐阶、张居正，那也是富得流油，徐阶家里霸占了上万亩土地，张居正的轿子要三十二个人抬，要是仅靠朝廷给的那点俸禄，连买锄头种地雇人抬轿子都不够。

贪与廉相对，奸与忠相对，要说无底线敛财的人是个大清官大忠臣，那岂不是自己抽自己嘴巴子？

这种情况发展到明末，尤其是朱由校朱由检这哥俩当皇帝的时候，就到了一个极致：空有全世界最高的国库收入，老百姓却要吃草根树皮甚至观音土。

但是皇帝和大臣们锦衣玉食，边疆战士只能餐风宿露，要能打过李自成和八旗兵才怪了呢——你再先进的大炮也得有人装药点火呀。

明代奸臣甚至汉奸有多少，这个还真不好统计，因为仅仅是列一个名单，那就又是一本《天水冰山录》（严嵩家产清单），就连后来的乾隆皇帝都看不过去了，专门编了一本《贰臣传》，那里面捡最突出的奸臣和汉奸来写，精简再精简，还有一百五十七人“光荣上榜”，这里面就有我们熟悉的耿仲明、尚可喜、洪承畴、孙之獬（首倡剃发易服）、吴六奇（被金庸美化成天地会香主）。

清代奸臣多吗？这话应该这样问：谁不是奸臣？谁不是汉奸？

这段不好写，因为要时时提防“触雷”，所以有些地方写得含混不清，请读者诸君见谅。

虽然包括康熙乾隆等清代皇帝打心眼里瞧不起奸臣和汉奸，但是他们永远不会想到，虽然他把明代奸臣和汉奸编成了一本《贰臣传》，但是他们统治下的奸臣比哪个朝代都多——汉奸咱就不说了，理由大家都知道。

八旗入关的做法很让人痛恨（扬州嘉定做的事现在不让说），但是后金也好、大清也罢，都是大明治下的地方政权（建州卫），地方军阀夺取皇位，并没啥不对，但是他们的做法却变成了奸臣滋生的土壤。

在清朝做官，首先得不要脸。

为什么这样说呢？这得从一个称呼说起，这个称呼叫奴才。

只有在清代，自称奴才是“无上光荣”的，如果你不是八旗子弟，要是跟皇帝和王公大臣自称一声奴才，那是要吃耳光的：就凭你也配自称奴才？

于是很多十年寒窗苦读考取了功名，即使做了一品大员，路上遇到了一个替人背柴火的八旗子弟，也要毕恭毕敬地打千行礼——刷刷地甩下马蹄袖子，自以为很是潇洒。

要是能管那个破落户叫上一声“主子”，这位大官就会觉得倍儿有面子——我是旗人，我被“抬籍”了。

所谓“抬籍”，就是不管你是什么哪里人，现在给你的“特别恩典”，你就是旗人了，可以在考试的时候照顾、当官的时候优先，即使犯了罪也有豁免权，比如乾隆朝的60个大学士（一半民间说法叫他们宰相），汉人二十五个（全部进士出身），满人三十五个（四个进士）。

而且被“抬籍”之后还能得到俸银禄米（铁杆庄稼），就是犯了罪，本应判刑一年的，只要蹲二十天拘留，该流放三千里的，也只要拘留五十天。

于是满朝人人争当奴才而不可得，所有的臣子一辈子只干一件事，那就是讨皇帝欢心，皇帝不经意间流露出一两句关怀的话，不管是当朝一品还是封疆大吏，都会“感动得痛哭流涕不能自抑”，甚至“叩头出血”（这种现象在邻国还有）。

在这样的大环境下，您要问我清朝谁是奸臣，还真不好回答，要是问我谁是“忠臣”，比这或许会想起那个被抢了老婆也不吭声的范文程、那个清兵入关马前卒洪承畴、还有那个力主剃发易服的孙之獬??

不过笔者这样说，连乾隆也是不答应的，因为在他眼里，洪承畴孙之獬是地地道道的二臣贼子，但是这俩人现在日子好像好过一点了，因为他们的家乡正在用他们的名字开发旅游资源，并堂而皇之地搞纪念活动，还有建议把他们的“功绩”编进教科书好好宣传??